“中国式暴富”启示录

    例如特区经济。特区经济可以看作是双轨制经济的最初表现之一。1980年5月成立的深圳特区及紧随其后成立的珠海、厦门、汕头等特区让中国政府意识到通过政策倾斜有利于搞活经济、发展城市。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回京后对当时的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说，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当时，不论是在特区还是开发区或是沿海开放城市，企业的设立和发展从政府拨款改由政府贷款，基本上都是以负债经营的方式开始市场化的探索，不从政策上加以扶持，就无法形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发展环境，也无法给后来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刺激和范本。

　　再例如土地承包责任制。土地承包责任制最初在安徽、四川等地仅仅是改革试验，大约有将近十年的时间，土地承包责任制是和原有的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土地制度是共存的。

　　还有两税制。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所得税征收制度是不可能有根本的区别的。但是，中国为了吸引国外资本、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却以优惠外资企业的差异税作为长期的企业所得税制。

　　还有，民营企业带着红帽子发展起来的经历以及国企改制，都是沿用了双轨制经济经济的路径。

　　双轨制蕴藏暴富机会

　　因为双轨制的背后是规则的不确定或者规则的不平等性，所以很多人就可以利用其中的模糊地带和漏洞为自己赚取合法但不见得合理或者不违法但难为常人认同的财富。

　　例如，假外资就是一种合法但不合理的财富积累方式。

　　所谓假外资企业，就是内资企业为了获得外资企业所享受的税收等政策优惠，借道开曼、毛里求斯等避税岛注册壳公司，然后该壳公司以外资名义运用收购等手段使资金回流。此时由于资金身份已由内资变为外资，所以可以享受各种优惠政策尤其是内外资企业有别的税收制度。参照现有的税收政策，内资企业的税收负担平均要比外资企业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 根据有关统计，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帐面统计数字中有1/3左右实际上是这种回流的假外资。仅在英属维尔京群岛一地，50多万家注册企业中约有近20万家与中国的私营企业有关。由此造成的税收每年少缴不下1000亿元。

　　由这些数字，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意味着数以千亿计的偷逃税款一定成了某些人口袋中膨胀的财富，让他们从小富变成大富以至巨富。

　　这些人的暴富背后显然是内外有别的现行税制，外资和内资在税收方面的差距就是他们谋取财富的空间和途径。

　　而2004年起备受国人关注的全国性原罪和国资贱卖的大讨论，则可以纳入到不违法但为常人难以接受的财富积累框架。

　　与两税制带来的致富机会相比，国企改革可能蕴含着更大的暴富可能性。

　　有人戏称，国企改革是最后一次瓜分国有资产的饕餮大餐。虽然这句话有过激之处，但当真反映了一个事实，有些人暴富来自于对国企改制的参与。顾雏军、严介和、王德军、张海等人在中国富豪排行榜上异军突起无不和收购国企有关。最近坊间流传甚广的一个传闻是一些人正在谋求以几十亿的超低价格收购一家总资产几百亿的特大型电力企业。如果这一传言成为现实，当然又意味着一些人借着国企改制之名迅即致富。

　　国企改制的难点在于：虽然有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来鼓励经营不善的国企转变产权形式和经营方式，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竞争；但是，因为对国企改制的细节根本无法进行细致的规定，就产生了国企改制中的贱卖国有资产的问题。

　　坦率讲，从市场的逻辑出发，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国企的收购者从一个市场主体的角度出发，目的当然只有一个，就是尽可能低的价格来买一个物超所值的国企，做一笔赚钱的买卖。而国企之所以在很多案例中遭到贱卖，也不见得因为主管部门的官员腐败，更多的情况，根据一些研究结果，倒是因为参与谈判的主管官员或者国企的领导人不懂得以市场经济的方式来讨价还价、来估量被卖的企业。

　　这种情况，该作何论处？我们相信，很多人之所以对国企改制意味着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判断持有不同看法，原因就在于此。相关当事人并没有私心，但却做了一桩在其他利益相关人看来匪夷所思的赔本买卖。也许，国企贱卖的问题还是要从国企监管和相关主管官员、经理人等环节找问题，而不能归罪于国企改制。国企改制本身没有什么罪咎。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国企改制的机会，当然也包括了一些有事实根据的官商勾结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形，的确摇身一变就成了许多人暴富的机会。